摘　要：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得到蓬勃發展。其中有三次會議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它們分別是耶魯音樂教育研討會、唐哥伍德會議、多元文化研討會。耶魯研討會和唐哥伍德會議為建立審美的音樂教育哲學打下了基礎，對六十年代后的多元文化音樂教育課程和教育內容的改革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九十年代的多元文化研討會則打開了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新的局面，使音樂教育進入新的階段，并反映了一種新的音樂教育哲學的倡導，即：實踐音樂教育哲學。 
    關鍵詞：多元文化音樂教育；耶魯研討會；唐哥伍德會議；多元文化研討會
    20世紀初，多元文化的概念開始在美國出現。20世紀20年代晚期以后，多元文化教育就在公立學校開始了最初的嘗試。而多元文化的社會現實在音樂教育中逐漸得到接納則是50年代以后。從這之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結構愈加多元，文化更趨多樣，音樂教育也作出了更多的回應。到了90年代，世界音樂課程、多元文化音樂課程在美國各級各類學校的普通音樂教育中得到了普及，很多高校甚至把是否開設世界音樂課程作為衡量學校音樂教育質量的一項指標。縱觀美國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蓬勃發展，其中有三次會議及其精神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它們分別是耶魯音樂教育研討會（1963年）、唐哥伍德會議（1967年）和多元文化研討會（1990年）。其中，耶魯音樂教育研討會和唐哥伍德會議為建立審美的音樂教育哲學打下了基礎，對6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音樂教育課程和教育內容的改革、實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1990年的多元文化研討會則打開了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新的局面，使音樂教育進入新的階段，并反映了一種新的音樂教育哲學的倡導，即：實踐音樂教育哲學。
    一、耶魯研討會
    1957年，前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使美國人深感恐慌，認為前蘇聯的科學技術已經超過了美國。于是，他們反思學校教育，認為美國需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才能追上前蘇聯，挽回美國第一科技大國的地位。于是，教育界作出了熱烈的回應，尤其是基礎教育課程，開始了改革的日程，企圖結束進步教育運動式微以后出現的混亂現象。
    音樂教育改革也被納入了這場改革運動之中。1963年6月17-28日，教育研究和發展專門小組在耶魯大學主辦了耶魯研討會(Yale Seminar)，其中包括了音樂教育專場研討會。參加音樂教育專場研討會的共有31名與會成員，他們的身份成了這次會議的一大特色，因為他們來自音樂的不同領域，有音樂家、學者和教育者。研討會圍繞著課程改革進行。研討會反思了當時音樂教育的背景，認識到當時的學校作品曲目限于某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學校創作音樂，“非西方音樂、早期西方音樂和某些爵士樂形式、流行的民間音樂幾乎都被忽視”。[1]研討會一致認為，以前被看作是原始的、純樸的民間表現的種類的亞洲和非洲音樂也是“高度發展和表達力強的音樂文化”。[2]另外，爵士樂也得到了國際的承認。研討會在關于課程目標、內容方面作出了重要建議：[3]從幼兒園到12年級音樂課程的基本目標是發展音樂能力；要擴展學校的音樂曲目，使其包括所有時期西方和非西方音樂的精華；開設音樂作品課；提供機會給學生從事表演活動；為尖子生開設專門的課程，等等。研討會的建議在音樂教育課程設置上產生了重要影響。民間音樂、其他民族的音樂、異域音樂得到“正名”，被納入音樂教育課程。在此意義上，多元文化在音樂教育的課程中得到切實的體現，為它日后的發展打好了基礎。
    與會者認為學校的音樂教學跟不上20世紀音樂發展的步伐，于是“建議通過結構學習音樂以達到真正的理解。這一點可以通過研究音樂的要素和表演，聽音樂和對音樂作出反應等方式完成”。[4]正是這樣的會議精神，使美國音樂教育擯棄了20世紀初以來一直秉承的實用主義哲學，教育從音樂的社會價值、現實功能轉向音樂作為一門藝術的本質與價值，它的主張與60年代在音樂教育專業領域內出現的審美教育運動精神一致，為審美音樂教育哲學(aesthetic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做好了注解。
    在耶魯研討會之后，美國音樂教育作出了相應行動，開展了朱莉亞作品曲目項目。該項目大大增加了學校教材中的作品曲目，包括器樂和聲樂，還對這兩種音樂按照不同時期的風格進行介紹，在其中，當代音樂和民間音樂被作為兩種風格來介紹。朱莉亞作品曲目項目成了耶魯研討會的直接結果，使音樂教育的課程得到充實，從而正式在綱領上、課程中、教材里體現了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精神。
    二、唐哥伍德會議及其宣言
    由于耶魯音樂教育研討會只有31個代表參加，代表們都來自音樂學科領域，其影響還是有限的。為了深入探討音樂與社會的關系，以明確音樂教育的目標，使耶魯研討會體現的新的不同于功能主義音樂教育哲學的審美音樂教育哲學進一步得到佐證，1967年7月23日-8月2日，在馬薩諸塞州的唐哥伍德召開了一個會議，歷史上稱為唐哥伍德會議(Tanglewood Symposium)。與耶魯研討會不同，此次會議與會人員除了音樂界人士，其他社會各界人士也受到邀請，共同探討音樂與社會的關系。這些代表有哲學家、科學家、神學家、勞動階層代表、社會學家、大公司代表、基金會和政府的代表。會前要求代表們各抒己見，并將這些建議集中在當年的《音樂教育者雜志》上發表。
    這次會議的規模比耶魯研討會大了很多，議題也較為豐富，關注不同文化的音樂如何共同存在于學校教育之中。會議的最后發表了《唐哥伍德宣言》，該宣言成了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歷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這份宣言共作出八項決定，其中，第一項和第二項為：“①把音樂作為一種藝術而使其保持完整才能最好地發揮音樂的作用。②所有時期、風格、形式和文化的音樂都應納入課程。應當擴展音樂作品曲目，使其容納我們時代豐富多樣的音樂，包括時下流行的青少年音樂和先鋒音樂、美國民間音樂和其他文化的音樂。”[5] 這兩個決定至少具有兩個意義：①在音樂與社會的關系上，它確認音樂作為一門獨特的藝術的價值。這事實上是沿襲了18世紀以來歐洲的美學體系，確認音樂的審美價值，把音樂教育的重心引向了對音樂作品的結構分析，關注音樂作品的構成要素而不是社會性維度。這即是音樂教育審美哲學的主張。從這一意義上說，唐哥伍德會議鞏固了耶魯研討會關于發展學生的音樂能力的理解，即，這種能力的表現是建立在對音樂作品的結構認知與欣賞之上的。② 宣言以文件的形式正式確認不同文化的音樂的有效性，要求音樂教育容納所有文化的音樂。這個決定在音樂教育歷史上影響深遠，以至于今天的“大多數音樂教育者把唐哥伍德宣言視為聞名遐邇的多元文化、世界音樂教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