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是很精密的樂器,其2000多個零件都必須結合得毫厘不差,否則就會有雜音或音準不對。中國從1958年制造出第一架豎琴至今,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目前國內豎琴制造力量分散,而且圈子愈加狹小,幾乎后繼無人。
本報記者吳丹發自上海本報攝影記者任玉明
跨進上海音樂學院校門,往左穿過一片樹林,是一片低矮、稍顯破舊的廠房――半個世紀以來,這里一直是上海音樂學院樂器工廠的所在地――這里不但是中國第一把小提琴和豎琴的誕生地,也是中國目前唯一有能力生產豎琴的廠家。
但這幾天,滿地的塵土和幾件遺留的桌椅取代了往日工人們忙碌的身影。為了音樂學院新門的改建,樂器工廠從汾陽路搬遷至閔行區。這讓進廠13年的工人師傅劉兆軍非常擔心,由老院長賀綠汀從上個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樂器工廠,也許會從此面臨邊緣化的危險。
第一架豎琴的誕生
豎琴被愛爾蘭人喻為“天使演奏的樂器”,18世紀開始應用于西方管弦樂隊,是樂隊中唯一的撥弦樂器。現代豎琴的模式,則沿襲自法國鋼琴制造家S.埃拉爾1810年的設計。
中國的小提琴制造始于1935年,鋼琴始于1950年,而豎琴則在1958年。上海音樂學院1957年籌建管弦樂系的豎琴專業時,從德國請來了專家和教授,卻沒有用于教學的豎琴。“當時一架進口豎琴就要8000至1萬美元,相當于幾架鋼琴的價格,全部靠進口肯定不可能。”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華天i說。時任院長的賀綠汀和副院長譚抒真提議,樂器制作室(成立于1950年)同時負責研制國內豎琴。這個任務,交到了技師李良才和他的學生戴闖手中。
曾學過小提琴的戴闖,深知一件好樂器對于演奏者的意義。接到任務時,他已轉向樂器研究多年,并制作了3架鋼琴,“但是關于豎琴制作,我們連一點基礎資料都找不到。”戴闖與李良才平日要完成鋼琴與小提琴的制作,只有抽出晚上時間收集整理一切相關資料,“那時聽說德國有一本叫《豎琴制造》的書,千方百計托人到國外買,等了很久,拿回來一看全是廣告,只有幾頁有機械部分的結構。”
沒有詳細資料,當時上海也只有一架豎琴可供觀摩。“當時上海交響樂團有一架法國豎琴,北京總政歌舞團有一架,長春電影制片廠有一架,相當少。”戴闖帶著相機,坐火車去北京看了兩次豎琴。
“這些琴都不能拆開,我們就打著手電筒看,用尺子一點點量每一處的距離和大小。”戴闖靠著鋼琴制造的經驗,摸索豎琴共鳴箱的內部結構,然后拿著自己繪制的圖紙,請同濟大學的教授計算踏板和變音傳動機件裝置的規律和方式。技師們唯一能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就是上海交響樂團的法國豎琴偶爾出現故障,大家可以邊換零件邊揣摩結構。研制過程中,一位木工師傅在上海音樂學院倉庫里翻出一架上世紀20年代的英國豎琴,“雖然它已經完全不能用了,但可以供我們做更深入的研究。”
1958年底,國內第一架豎琴研制成功。德國豎琴專家施瓦茲面對這臺由上海音樂學院造出的琴感嘆不已:“沒有先進的設備和工藝,很難想象能造出這樣一架豎琴。”為了讓其更臻于完美,戴闖和老師李良才遵照施瓦茲提出的意見,又修改到1959年,才正式讓豎琴面世。此時,北京星海樂器工廠研制的豎琴也幾乎同步完工。
中國豎琴制造的興衰
“今天,我們使用的豎琴制作圖紙,還是來自戴闖老師當年繪制的草圖。”劉兆軍說。從1959年第一架豎琴面世到今天,中國豎琴的發展和研究與小提琴、鋼琴相比,速度極為緩慢。
戴闖回憶,中國豎琴制作曾在1959年至1963年間迎來一個高峰:整個上海音樂學院樂器工廠有30多個工人,做豎琴的就有七八個人,還源源不斷地有經驗豐富的金工和木工師傅加盟。但“文革”開始后,豎琴制作人員一個個解散,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的戴闖只能去修理鋼琴。1972年,上海音樂學院招收了一批中專生,才逐漸恢復豎琴的隊伍。
“但這個時候,我們要再發展已經比較艱難了,我也錯過了最好的年華。”戴老說,當年日本豎琴演奏家和樂器專家們曾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他們開始是端著相機,后來是拿著我們從沒見過的攝像機拍,把所有流程全部記錄下來。”中國豎琴制作陷于停頓時,日本又風風火火地派人到德國、美國、意大利等國考察研究。上世紀70年代,日本有了本國的豎琴。
“現在,日本豎琴制造的技術和工藝已達到世界一流水準。”劉兆軍說,因為豎琴的需求量小,今天世界上生產豎琴的國家只剩下美國、意大利、德國、日本和中國。與中國全手工化操作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豎琴生產都像汽車生產一樣,擁有全電腦化控制的標準零件生產設備,擁有規范的行業化操作。價格上,國外豎琴賣價為人民幣25萬元至40萬元,而中國為四五萬元。
據估計,全球一年豎琴的生產量大概在200架左右。而2005年上海音樂學院的生產量為36架,創歷史最高――這些琴多為國內私人購買,一些是學琴者,一些則是學校樂團,只有相當少的客源來自海外。在中國,一架豎琴的制作流程將耗費四五個工人一個月的工時,這種收益跟提琴、鋼琴、古箏等樂器的大批量生產和銷售相比,無疑是緩慢的。
多年前,北京由于缺乏固定的專業人員,放棄了豎琴制作。全國能生產豎琴的,只留下上海音樂學院樂器工廠。而近年,南京一家私人生產豎琴的廠家開始出現;美國也有私人企業家入駐中國,小范圍地生產小型豎琴。
“豎琴雖然古老,卻若是很精密的儀器。它的2000多個零件都必須結合得毫厘不差,否則就會有雜音,或音準不對。一架豎琴,就是一個集體智慧和創作的結晶。”戴闖說,目前國內豎琴制造力量分散,而且圈子愈加狹小,幾乎后繼無人――豎琴制造不但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識底蘊,還需要耐心和鉆研精神。
現在的戴老,每日埋首于工作室研制琴弦,其經費也來源于自己平日修理鋼琴所得的酬勞。“豎琴我做不了,但研究我還要搞。”曾有來自新加坡、南京、深圳的私人企業請他去指導生產豎琴,都被他婉言相拒,“他們談到最后都是問,一年能產幾架?收益有多少?”
對于樂器工廠的技師們來說,上海音樂學院擁有那么多年積累的技術、經驗和人才,他們就希望這里繼續鉆研下去。一旦力量分散到各地,沖著經濟效益而去,中國豎琴的技術和質量很難有長進。美國每年的豎琴大會,以及兩年一屆的世界豎琴大會上,從來沒有過中國豎琴的身影,這也成為國內豎琴制作者的遺憾。
戴老的心愿是,尋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把自己畢生研究的心血傳遞下去。他想做一些小型豎琴供更多的孩子入門學習,或是將大琴出租給年長的愛好者們,以培養更多豎琴人才,來良性帶動豎琴的工藝技術。他相信,中國絕對有實力在工藝上、技術上完善豎琴,等到這一天,也就是中國豎琴躋身世界豎琴大會的日子。
“就算沒有我們,一定還會有人繼續這個事業。畢竟,中國豎琴制造的市場已經打開。”戴老篤定的聲音回蕩在狹小的工作室內。
本報記者吳丹發自上海本報攝影記者任玉明
跨進上海音樂學院校門,往左穿過一片樹林,是一片低矮、稍顯破舊的廠房――半個世紀以來,這里一直是上海音樂學院樂器工廠的所在地――這里不但是中國第一把小提琴和豎琴的誕生地,也是中國目前唯一有能力生產豎琴的廠家。
但這幾天,滿地的塵土和幾件遺留的桌椅取代了往日工人們忙碌的身影。為了音樂學院新門的改建,樂器工廠從汾陽路搬遷至閔行區。這讓進廠13年的工人師傅劉兆軍非常擔心,由老院長賀綠汀從上個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樂器工廠,也許會從此面臨邊緣化的危險。
第一架豎琴的誕生
豎琴被愛爾蘭人喻為“天使演奏的樂器”,18世紀開始應用于西方管弦樂隊,是樂隊中唯一的撥弦樂器。現代豎琴的模式,則沿襲自法國鋼琴制造家S.埃拉爾1810年的設計。
中國的小提琴制造始于1935年,鋼琴始于1950年,而豎琴則在1958年。上海音樂學院1957年籌建管弦樂系的豎琴專業時,從德國請來了專家和教授,卻沒有用于教學的豎琴。“當時一架進口豎琴就要8000至1萬美元,相當于幾架鋼琴的價格,全部靠進口肯定不可能。”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華天i說。時任院長的賀綠汀和副院長譚抒真提議,樂器制作室(成立于1950年)同時負責研制國內豎琴。這個任務,交到了技師李良才和他的學生戴闖手中。
曾學過小提琴的戴闖,深知一件好樂器對于演奏者的意義。接到任務時,他已轉向樂器研究多年,并制作了3架鋼琴,“但是關于豎琴制作,我們連一點基礎資料都找不到。”戴闖與李良才平日要完成鋼琴與小提琴的制作,只有抽出晚上時間收集整理一切相關資料,“那時聽說德國有一本叫《豎琴制造》的書,千方百計托人到國外買,等了很久,拿回來一看全是廣告,只有幾頁有機械部分的結構。”
沒有詳細資料,當時上海也只有一架豎琴可供觀摩。“當時上海交響樂團有一架法國豎琴,北京總政歌舞團有一架,長春電影制片廠有一架,相當少。”戴闖帶著相機,坐火車去北京看了兩次豎琴。
“這些琴都不能拆開,我們就打著手電筒看,用尺子一點點量每一處的距離和大小。”戴闖靠著鋼琴制造的經驗,摸索豎琴共鳴箱的內部結構,然后拿著自己繪制的圖紙,請同濟大學的教授計算踏板和變音傳動機件裝置的規律和方式。技師們唯一能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就是上海交響樂團的法國豎琴偶爾出現故障,大家可以邊換零件邊揣摩結構。研制過程中,一位木工師傅在上海音樂學院倉庫里翻出一架上世紀20年代的英國豎琴,“雖然它已經完全不能用了,但可以供我們做更深入的研究。”
1958年底,國內第一架豎琴研制成功。德國豎琴專家施瓦茲面對這臺由上海音樂學院造出的琴感嘆不已:“沒有先進的設備和工藝,很難想象能造出這樣一架豎琴。”為了讓其更臻于完美,戴闖和老師李良才遵照施瓦茲提出的意見,又修改到1959年,才正式讓豎琴面世。此時,北京星海樂器工廠研制的豎琴也幾乎同步完工。
中國豎琴制造的興衰
“今天,我們使用的豎琴制作圖紙,還是來自戴闖老師當年繪制的草圖。”劉兆軍說。從1959年第一架豎琴面世到今天,中國豎琴的發展和研究與小提琴、鋼琴相比,速度極為緩慢。
戴闖回憶,中國豎琴制作曾在1959年至1963年間迎來一個高峰:整個上海音樂學院樂器工廠有30多個工人,做豎琴的就有七八個人,還源源不斷地有經驗豐富的金工和木工師傅加盟。但“文革”開始后,豎琴制作人員一個個解散,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的戴闖只能去修理鋼琴。1972年,上海音樂學院招收了一批中專生,才逐漸恢復豎琴的隊伍。
“但這個時候,我們要再發展已經比較艱難了,我也錯過了最好的年華。”戴老說,當年日本豎琴演奏家和樂器專家們曾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他們開始是端著相機,后來是拿著我們從沒見過的攝像機拍,把所有流程全部記錄下來。”中國豎琴制作陷于停頓時,日本又風風火火地派人到德國、美國、意大利等國考察研究。上世紀70年代,日本有了本國的豎琴。
“現在,日本豎琴制造的技術和工藝已達到世界一流水準。”劉兆軍說,因為豎琴的需求量小,今天世界上生產豎琴的國家只剩下美國、意大利、德國、日本和中國。與中國全手工化操作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豎琴生產都像汽車生產一樣,擁有全電腦化控制的標準零件生產設備,擁有規范的行業化操作。價格上,國外豎琴賣價為人民幣25萬元至40萬元,而中國為四五萬元。
據估計,全球一年豎琴的生產量大概在200架左右。而2005年上海音樂學院的生產量為36架,創歷史最高――這些琴多為國內私人購買,一些是學琴者,一些則是學校樂團,只有相當少的客源來自海外。在中國,一架豎琴的制作流程將耗費四五個工人一個月的工時,這種收益跟提琴、鋼琴、古箏等樂器的大批量生產和銷售相比,無疑是緩慢的。
多年前,北京由于缺乏固定的專業人員,放棄了豎琴制作。全國能生產豎琴的,只留下上海音樂學院樂器工廠。而近年,南京一家私人生產豎琴的廠家開始出現;美國也有私人企業家入駐中國,小范圍地生產小型豎琴。
“豎琴雖然古老,卻若是很精密的儀器。它的2000多個零件都必須結合得毫厘不差,否則就會有雜音,或音準不對。一架豎琴,就是一個集體智慧和創作的結晶。”戴闖說,目前國內豎琴制造力量分散,而且圈子愈加狹小,幾乎后繼無人――豎琴制造不但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識底蘊,還需要耐心和鉆研精神。
現在的戴老,每日埋首于工作室研制琴弦,其經費也來源于自己平日修理鋼琴所得的酬勞。“豎琴我做不了,但研究我還要搞。”曾有來自新加坡、南京、深圳的私人企業請他去指導生產豎琴,都被他婉言相拒,“他們談到最后都是問,一年能產幾架?收益有多少?”
對于樂器工廠的技師們來說,上海音樂學院擁有那么多年積累的技術、經驗和人才,他們就希望這里繼續鉆研下去。一旦力量分散到各地,沖著經濟效益而去,中國豎琴的技術和質量很難有長進。美國每年的豎琴大會,以及兩年一屆的世界豎琴大會上,從來沒有過中國豎琴的身影,這也成為國內豎琴制作者的遺憾。
戴老的心愿是,尋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把自己畢生研究的心血傳遞下去。他想做一些小型豎琴供更多的孩子入門學習,或是將大琴出租給年長的愛好者們,以培養更多豎琴人才,來良性帶動豎琴的工藝技術。他相信,中國絕對有實力在工藝上、技術上完善豎琴,等到這一天,也就是中國豎琴躋身世界豎琴大會的日子。
“就算沒有我們,一定還會有人繼續這個事業。畢竟,中國豎琴制造的市場已經打開。”戴老篤定的聲音回蕩在狹小的工作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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