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十七年，重慶被迫開埠，20世紀初從英國運到山城的第一臺鋼琴，轟動重慶，安置在九塊橋內地會福音堂，琴師是我的祖父馮鴻儒，一彈40年，到1945年病退。1927年上海音樂學院開辦時，接受重慶人易開基、楊體烈為鋼琴、胡靜翔小提琴首屆學生。當時音樂不受人重視，1936年重慶公告實行二年制義務教育，教師即居祖宗牌位上《天地君親師》之師的位置了。馮鴻儒才將琴藝傳授給最小的兒子馮繼先――我的父親，時年5歲。 
    重慶定為抗戰陪都，從淪陷區運到的鋼琴在日機轟炸下，肩扛手抬到鄉下。青木關的音樂學院與分院少年班300多人，僅有50臺，白沙國立女師3臺，鵝嶺中央干訓團與軍樂學校30多臺。重慶人第一次從廣播中聽見范繼森彈《牧童短笛》，育才校學生唱重慶作曲家劉雪庵的《長城謠》而十分歡樂。夫子池千人合唱《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只有口琴、二胡與瞿希賢的風琴伴奏。 
    新中國成立，西南軍政委員會設在重慶，革命歌曲同腰鼓聲在大街小巷回響。作為教學工具與群眾活動伴奏的鋼琴，在國營企業與大專學校廣為添置，西南師范學院音樂系師資陣容整齊，教學嚴謹，常在校內外舉辦鋼琴演奏會，與市歌劇院歌舞團鋼琴獨奏相輝映，在土洋之爭，掃四舊與打倒大洋古的紛爭中，各處鋼琴得到良好保養，培養了大量師資。 
    上世紀初，重慶自有第一臺鋼琴開始，歷經50年，其中由陪都時期聚集的200多臺，到建國后，短短30年翻了10倍，有2000多臺。“文革”后休生養息，改革開放初的20年又速增8000臺。鋼琴考級最多時有5000人。其中不乏天才，如李云迪者。一方面文化教育政策開放，另一方面老百姓民生經濟飛速上揚。鋼琴產業鏈逐步形成。80年代，人們心目中三大件是黑白電視機、冰箱、摩托車。90年代便成了鋼琴、電話、空調。重慶直轄后的三大件更是豪宅、靚車、存款。但有識之士將培養后繼人才列為家庭之首，培養孩子從幼兒抓起，因此直轄后鋼琴進入千家萬戶，猛增至5萬臺。坐得住凳子才能做學問，我與弟弟馮好，生在“文革”不思學習。各自四歲開始在名師蔣祖馨教授下，從兒童鋼琴凳開始就坐這個凳子，而且坐住了鋼琴凳，如今皆成博士。 
    隨著時間推移，重慶鋼琴還會增多，若能開放二手琴市場，琴藝引入中老年文藝活動，有更多農村青少年的加入，精神文明城鄉并進，才會是“全面小康社會”。